“数字经济”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词，早在2017年，数字经济就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6.2%，名义增长15.6%，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约7.85个百分点。可以说，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凸显，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主题。
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被称为“数字经济之父”，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就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概念。唐·塔普斯科特在其专著The Digital Economy中将数字经济描述为“可互动的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以及互联网所推动的以人类智慧网络化为基础的新型经济”，这也是有关数字经济的第一本专著。
为与国际接轨，我国于2016年开始推动数字经济的概念，此前广泛使用的是信息经济。在中国，“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作为新型经济形态，并非具体经济门类，与之对应的是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属于经济概念分类中的高位阶层面。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劳动力是核心生产要素；工业经济时代，资本、技术和资源是核心生产要素；数字经济时代通信技术和数据是核心生产要素。我国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首次明确“数据”可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参与分配，将数字经济的作用推广到经济社会各领域。
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以网络通信技术传输为基础和以数据算法为基础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两种驱动力，两个驱动维度的不同强弱程度组合决定不同的经济形态。网络驱动和数据驱动都高的领域是创新度最高的领域，也是数字经济智能技术最高经济样态涌现最活跃的领域。未来，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网络和数据驱动双高的领域必将会有更多的新业态出现。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美国当前采用的是狭义范围内的数字经济，主要以信息通信技术产业为核心; 而中国采用广义范围内的数字经济，包含了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和融合溢出效应部分。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2019年我国数字产业化增加值为7.1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为19.8%，产业数字化增加值为28.8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为80.2%。可见，产业数字化为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核心部分，即我国数字经济包含了大部分的融合溢出效应。因此，中美关于数字经济定义不同，测算范围不同，得到的经济总量相差大也就不足为奇了。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传统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急需寻求新动力。而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兴起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希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从生产端来看，在转型升级压力下，生产型数字经济发展进入传统企业主动拥抱阶段；从消费端来看，消费型数字经济在不同场景、不同群体中表现为差异化消费特征。数字经济一方面可以培育新业态，另一方面是可以与传统行业融合，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从互联网技术变革到数字经济，技术提升带来的不光是生产力的提升，更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自2018年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层面、省级层面、市级层面积极推动政策制订。截止目前，已有20余个省份已出台省级数字经济战略。今后，在全社会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要继续不断提升全球数字经济领域“中国话”的话语权。
加强云基础设施部署与建设。早在2015年周期性硬件更新之后，互联网市场中的通用服务器市场大幅度增加，中端系统需求进一步提升，软件定义的基础架构与混合云环境管理成为新时期的发展方向。云基础设施发展应积极落实“互联网+”等国家战略，拉动制造、电力、卫生、交通等行业的服务器采购需求，以此推动智慧制造、智慧电网、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发展。
积极拓展未来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把握好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要重视当下，更要拓展未来。当下区块链的概念持续升温，其价值关键在于数据的确权，并提供一种集成创新，有效克服了信息不对称、价值不传递等问题。基于此，未来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发展应从区块链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入手，形成新的治理手段。
加快企业与市场的数字化发展步伐,推动数字化的深层次应用与创新。据中国产业调研网发布的《中国中小企业信息化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2018年版）》显示，在信息技术的应用方面，尽管有超过80%的中小企业具有互联网接入能力，但是应用到实际业务中的也仅仅占到44.2%，实施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占到9%，实施ERP的中小企业占到了4.8%。因此，应从企业入手加强信息技术与企业业务的融合，建立门户网站、数字化生产与管理、数字化服务等，全面推进数字化应用创新。
构建成熟的数字化市场环境。虽然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市场环境的成熟度仍然不高。当前我国的互联网行业已经进入了寡头竞争时代，以技术壁垒与用户规模为核心形成的垄断屡见不鲜。政府方面应出台相关政策和规则尽可能消除垄断，市场方面应建立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理念，对数字化市场拨乱反正。
加强数字化市场监管。自2010年以来，互联网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有发生，迫切需要加强数字化市场监管。一方面，从立法角度来看，积极开展数字经济立法，加强对数字经济市场的规范化管理；另一方面，从监管方式角度来看，基于数字经济的新业态必将带来产业监管方式的变革，此时应建立数字化市场多级监管和协同监管机制。
强化信息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加强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创新。现阶段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不断运用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当中，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新一代移动通信、智能终端等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还要求我们推进三网融合，促进云计算、物联网技术的创新应用。
在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建设。从整体上看，我国仍然面临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问题，数字侵权行为层出不穷，损害了数字内容开发者的实际利益，对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有一定的阻碍。这不仅要求我国制定与数字内容产业相关的发展规划，进一步规范数字知识产权申请、授权等问题，而且要求我国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构建链条经济，维护数字内容产业规范化运营。
充分发挥以数字内容为核心的产业功能。数字经济的发展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硬件发展、软件发展，而是逐步转向内容发展。一是要求我国尽快构建数字内容产业链条。将数字内容产品作为核心，以此为基准向产业前后衍生出产业链条，延伸链条长度，为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与机遇。二是构建适宜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法律环境，完善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相关法律法规。三是以国家层面设计数字内容产业规划布局，做好数字内容产业的顶层设计，避免同质竞争、资源浪费以及重复建设。
构建服务型政府和全域数字资源弥补数字鸿沟，推动服务型政府信息化工程建设。现阶段我国数字化服务型政府建设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其相关建设还处于计算机等要素投入的时期，政府业务流程、服务质量、管理模式等软要素还未能全面发展起来。因此，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信息化工程应重视技术硬件设施建设，并积极促进技术硬件与政府业务流程的融合，进一步提高政府的服务全面性、高质性。
构建全域数字化共建机制。当前，我国正面临工业化、信息化发展的双重挑战，出现了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由此带来了较大程度的数字化鸿沟。“全域”作为概化理论术语，覆盖总体，通过建设全域数字化共享机制，来平衡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极力弥补数字鸿沟。一方面，实现东西部的网络基础设施互调与共建，达到基础设施的均衡；另一方面，实现东西部的数字技术教育共享共建，达到人才的均衡。
利用市场机制整合社会资源。通过数字化经济市场的宏观调控，以企业的竞争效应来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服务的质量水平，从而减小或者杜绝数字鸿沟。此外，还可以利用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优先发展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数字经济，尝试在中西部开展数字化经济产业新领域。
近期，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进程报告（2019 年）》，2019 年我国数字经济保持快速增长，质量效益明显提升。 快速和 高质量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两大核心关键词。
我国数字经济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得益于数字中国建设的加速推进，我国数字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统计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为 35.8 万亿元，总量居世界第二，占 GDP 比重为 36.2%，其中 2019 年占比同比提升 1.4 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67.7%；按照可比口径计算，2019 年我国数字经济名义增长 15.6%，高于同期 GDP 名义增速约 7.85 个百分点。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最为核心的增长极之一。
我国数字经济一直保持远超 GDP 增速的速度增长 ，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2005 年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仅为 2.62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14.2%，而到了2019 年则为 35.8 万亿元，在 14 年里增长 12.66 倍，同期 GDP 增长 4.3 倍；年平均增长 90.46%，年复合增长率为 20.6%，同期年复合增长率为 12.6%，2014 年之后，我国数字经济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都高于 50%，尤其是 2016 年当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30% 之后，说明我国数字经济已经从量变期走向质变期、从起步期进入快速发展期。
我国数字经济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依然会保持快速增长 ，虽然我国数字经济的基数已经很高，但由于经济的数智化转型已经成为共识，新基建的快速推进以及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生态化运营都为数字经济提供了更好的基础，可以预测的是，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数字经济仍然会快速增长。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大幅度提升数字化生存水平,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线下活动遭遇很大的困境，线上数字经济对比线下经济的优势凸显，而全民通过线上的“强制体验”，更好地体验了线上经济的便捷乃至高性价比。
当然，未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消退，线下经济会重新回暖，线上经济的火热状态也会有一定回调，但是数字化生存水平一定会远超疫情之前，而这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庞大的用户基础。
第二，新基建为数字经济提供更好的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月4日召开会议指出，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新基建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整体的技术升级、产业升级、经济结构升级和治理能力升级。新基建作为新型基础设施，能够显著提升我国的技术实力、产业核心竞争力、经济结构合理度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彻底转型升级。
可以看出，新基建是为了应对“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存在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其目的是通过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本质则是通过系统创新激活新需求和促进新消费。新基建的快速推进，将为数字经济提供扎实的基础。
第三，互联网平台企业为产业互联网赋能，也将大幅度助推数字经济发展,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平台企业在消费互联网取得巨大成功且布局了规模巨大、良性发展的生态系统之后，正在积极为产业互联网赋能，助力传统企业更好地实现数智化转型升级，这无疑也会大力促进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我国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快速融合，数字经济的质量效益明显提升，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升级。
第一，产业数字化的占比进一步提升，数字产业化的占比持续下降。2019 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增加值规模为 28.8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6.8%，占数字经济比重从 2005 年的 49.1%上升到 2019 年的80.2%；数字产业化增加值规模达 7.1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1.1%，占数字经济的比重从 2005 年的 50.9%下降到 2019 年的 19.8%。产业数字化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第二，数字产业化内部结构持续优化。2019 年，软件产业和互联网产业占比继续小幅提升，分别同比增长 2.15%、0.79%，而电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占比则小幅降低。
第三，产业数字化服务业和工业数字化进展顺利。2019 年，服务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占行业经济增加值比重为37.8%，同比提升 1.9 个百分点；工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占行业增加值比重为 19.5%，同比提升 1.2 个百分点；农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占行业增加值比重为 8.2%，同比提升 0.9 个百分点。
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继续高速增长。2019 年，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高达 8.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20.7%，同比提升 2.3 个百分点；移动支付业务 1014.31 亿笔，金额 347.11 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67.57%、25.13%。二是面对巨大的、专门的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出现了大量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提供商，包括互联网巨头旗下的淘工厂、蚂蚁金服、京东数科等，传统产业领域头部企业的三一重工“树根互联”的“根云”平台，传统 IT 领域软硬件企业的新华三等。
各地区的数字经济都在快速发展，我国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经济高度正相关，经济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领先，而其他地区的数字经济也正在快速发展。2019 年，江苏、浙江、上海、北京、福建、湖北、四川、河南、河北、安徽、湖南等省（市）数字经济增加值超过 1 万亿元，辽宁、重庆、江西、陕西、广西等省（区、市）的数字经济增加值超过 5000亿元。
从占比来看，北京、上海数字经济在地区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数字经济 GDP 占比已超 50%，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省份的数字经济增加值占比超过40%。从增速来看，贵州、福建增速超过 20%，重庆、浙江、河北等省（市）的增速超过 15%，其余大部分省（区、市）的增速都在 10%~15% 之间。尤其在产业数字化方面，2019 年，各省（区、市）的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的比重均超 60%，新疆、青海、内蒙古等西部省（区、市）产业数字化占比甚至超过 95%。可以预测，未来我国数字经济的区域间发展会更加均衡。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技术驱动的数字经济无疑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优化的核心力量，尤其是通过促进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深度有机融合，我国数字经济将交出更为出色的答卷,随着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数字经济蓬勃兴起并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带动经济复苏的关键抓手，进而成为未来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领域、引领产业变革的重要动力。
" 十四五 "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 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 "，并要求在加强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这是立足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实基础和现有条件作出的重要部署，为我国更好发展数字经济指明了方向。
经过持续发展，我国依托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庞大的网民规模和活跃的创新创业生态，迅速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引领者。即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全球经济下行的叠加影响下，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依然保持 9.7% 的高位增长，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其中，数字化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20 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 37.21 万亿元，" 十三五 " 时期年均增长率为 11.6%；工业化与数字化加快融合，截至 2020 年 6 月，全国制造企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 48.7%、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 71.5%、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 51.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显著，我国 4G 用户已达 12.9 亿户，5G 网络也在加速形成。
顺应新趋势、锚定新任务、实现新突破，我们需牢牢抓住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几个关键点。继续保持数字产业化的稳定发展。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部门是数字产业，这也是推动数字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具体来看，电信业能提供更多性能优良、分布广泛的数字化工具和资源，更好地支撑数据流、信息流高效流转，在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中具有重要作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数字产业在应用层实现创新的核心部门，需重点推进工业软件的开发和应用；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是数字化消费的主要相关行业，电子商务等能有效提升生产的柔性化程度，推动消费模式由 " 生产者主导 " 向 " 消费者主导 " 转变，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定制化水平，以实现消费多样化来提高消费者福利，进一步开发下沉市场的数字消费潜力。可见，虽然数字产业化在数字经济中的占比不高，但依然要高度重视数字产业的持续平稳发展，尤其是要加快形成数字产业链。
产业数字化的广度和深度需持续拓展。产业数字化可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及产业化过程，对传统产业的生产模式和管理流程进行全面数字化改造，通过数字技术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增加值，进而推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据测算，2020 年产业数字化规模达 31.7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31.2%，同比名义增长 10.3%，占数字经济比重由 2015 年的 74.3% 提升至 2020 年的 80.9%。其中，我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 8.9%、21.0% 和 40.7%，数字技术与三大产业融合发展持续向深层次演进。产业数字化通过在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对传统产业进行赋能，我们需继续推动这一进程。
大力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驱动力之一，是提升政府的数字化治理能力。数字经济驱动治理方式变革有助于实现政府和社会综合治理的制度完备、治理完善、规范有序，进一步提高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管理效率，并反过来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助力。具体来看，要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不断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服务效率，推动互联网政务、智慧城市、数据治理三个方面共同发力。
全面发掘数据要素的巨大价值。数据价值化可以分解为数据资源化、数据资产化、数据资本化三个阶段。数据资源化，是通过数据采集、挖掘、清洗、标注、分析等，形成可采可信的高质量数据资源；数据资产化，是数据通过市场流通交易为使用者或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的过程，其中，数据确权是前提，数据定价是关键；数据资本化是实现数据价值的核心，其本质是形成数据交换价值。激活数据资源价值，更好发挥数据要素的作用至关重要。目前，我国数据要素市场格局逐渐明晰，形成了包含数据交易主体、数据交易手段、数据交易中介、数据交易监管的市场格局。随着数据交易中心不断创新，数据交易服务框架不断完善，服务内容趋向多元化、综合化，提供数据清洗、数据加工整合、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等服务的数据资源综合服务商将不断涌现。
从现实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还面临一些困难，需找准痛点难点，补足短板、强化弱项。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实发力.
一是加快构建数字经济的完整产业链。通过引入与培育并举，充分发挥优势企业对产业链的带动作用，对本地生产网络进行调整和布局。大力培育数字产业细分部门的隐形冠军，通过高效专业的供应商来提供中间投入和技术支持，满足产业链发展的现实需求，打造高效协同的产业链。在此过程中，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政府需加强顶层设计，深刻研判产业发展的动向和趋势；另一方面，在数字服务和产品推广中需尊重市场规律，更好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二是打造多元化的创新支持系统。充分释放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潜力，鼓励其适应市场需要，设计与本地数字产业发展衔接紧密的专业和研究课题；创造条件，积极推动产研融合，促进科研人员参与创办企业和研究中心，完善个人与机构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创新中介服务市场，改革体制机制，形成多方参与的数字生态系统。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需尊重创新活动的自主性，及时满足数字产业发展的需要，积极探索与数字企业高效互动的多种模式，为创新培育良好的外部条件。
三是大力培育数据要素交易市场。进一步实现数据要素的价值，需推动数据要素对各类生产要素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整合，关键是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通过规范数据开发利用、隐私保护和公共安全管理，加快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同时，需采取务实举措，建立健全数据产权交易规则和行业自律机制，培育规范的数据交易平台和市场主体，发展数据资产评估、登记结算、交易撮合、争议仲裁等市场运营体系。
四是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需在做好数字政府的顶层设计、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推动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提高数字化政务服务效能等方面下功夫。建立健全国家公共数据资源体系，推进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汇聚融合和深度利用；加大政务信息化建设统筹力度，提升跨部门协同治理能力；全面推进政府运行方式、业务流程和服务模式数字化智能化。
推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建议，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仍面临一些制约瓶颈。其中，既存在需求侧数字化基础薄弱的问题，也存在供给侧平台支撑能力不足以及环境有待完善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数字化基础薄弱、平台支撑不足、安全隐患突出、环境有待优化四个方面。
为了进一步推进数字经济繁荣发展，我国还要突出抓好以下四方面。第一，推动工业互联网建设应用。除进一步加快网络基础设施演进升级外，尤其需要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一是加快工业互联网网络建设。面向企业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网络需求，全面部署IPv6，加快5G商用进程，推进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建设。 二是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推广，形成多层次、系统化的平台发展体系，促进工业全要素连接和资源优化配置。三是加快工业互联网应用推广。开展面向不同行业和场景的应用创新，提升大型企业工业互联网创新和应用水平，加快中小企业工业互联网应用普及，实现“建平台”与“用平台”双向迭代、互促共进。
第二，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数字化是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要着力解决企业数字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快形成贯通全流程全领域的数据链条。一是夯实数字化基础。加快数字化技术、装备、系统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进一步提升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和数字化生产设备联网率。二是促进网络化升级。大力推动企业内网改造，继续推进连接中小企业的专线建设，提升企业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网络化水平。三是推进智能化生产。大力发展智能工厂，加强企业间网络化协同，发展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推动产品联网与远程服务，创新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和商业范式。
第三，完善政策环境。着力营造规范有序、包容审慎、鼓励创新的发展环境。一是健全法律法规。制定完善适应数字经济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新产业发展政策法规，构建以《网络安全法》为核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大数据安全管理、跨境数据流动等重点领域专项立法同步的网络安全制度体系。二是包容审慎监管。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强化互联网思维，充分利用大数据，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推动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社会协同治理。三是强化安全保障。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自主和开放、管理和服务的关系，统筹推进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手段建设，全面提升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数据、个人信息等安全保障能力。
第四，加强要素保障。一是人才保障。鼓励校企合作、校院合作，培养一批数字经济企业家、科技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不断提高数字经济人才资源全球化培养、全球化配置水平，加快培育一批国际化人才，畅通人才流动通道，为数字经济繁荣发展提供坚实的智力保障。二是资金保障。加大国家专项资金研发支持力度，引导产业投资基金更多投向关键领域和短板领域，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鼓励金融机构、大企业为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提供定向贷款、供应链金融等服务。 三是数据保障。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稳步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加强政企数据对接和互动合作，打通信息壁垒，形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的数据共享大平台。制定数据资源确权、流通、交易相关制度，健全市场发展机制，引导数据有序流通。
数字技术被广泛使用并由此带来了整个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变化。同时，数字经济也是一个信息和商务活动都数字化的全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企业、消费者和政府之间通过网络进行的交易迅速增长。
当下，数据时代已经来临，中国很多领域都在与数字化对接，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激发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目前的数字经济的发展还处于粗放阶段，当下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是解决数据安全、数据孤岛等问题。随着5G技术的深入发展，未来网络生态架构将会是人机物共融和万物互联，与此同时，大数据面临着安全保护和合法利用的迫切需求。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世界发展日新月异，昨日之世界可能与今日之世界大不相同，而高速发展的经济正是不断推动这一进程的要素之一。
经济的数字化将整个社会的点点滴滴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从最简单的移动支付，“一机随身便可以尽享便捷”，到使我们生活便捷的在线购物，实现“足不出户便可以购之四海”，再到核心圈的5G技术，云数据，万物互联，以数字经济为抓手的一系列技术转换成为生产力，继而推动一系列更高层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更新换代。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一组数据可以直观的告诉我数字经济的趋势与影响呢？当然有，根据国家数据库网站2021年统计，我国数字经济整体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实现9.7%的高速增长，是同期GDP增速的3.2倍，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同比提升2.4个百分点，达到38.6%。数据表明，数字经济的增幅是要远高于GDP同比增幅的，由此依托，数字经济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国家整体GDP的增长。
简单的一个个比特内存构成字节，数以亿计的字节跃动构成了庞大的数据库，沟通着世界，连接着万物，影响着我们生活，与我们生活处处息息相关，极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生活的便捷。
在数字经济的支持下，世界不断探索，发掘它新的潜力。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作为一名大学生，学生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在疫情的冲击下，许多线下课程无法正常的开展，依托“数字经济”的“线上课堂”的开展极大程度上保证了正常的学习状态。依赖社会化，市场化的在线课程资源，实现了“天下名师尽收眼底”；一直以来，就医的步骤繁琐一直诟病，通过“智慧医院”的建设，从预约挂号，检查结果，线上处方，定期复查等一系列流程在指尖便可轻松操作；远程办公，工业互联网，虚拟“产业网”，“无人经济”等一系列独属于21世纪的现象正逐渐进入我们的世界，相信在今后的世界中他们会愈发的发挥自己的作用，服务社会，服务国家。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可能或多或少可以找到一些联系，但似乎又无从下手。但的确，2020年以来，中国实现全面脱贫，一步步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的过程中离不开数字经济的推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数字经济无疑像雨后春笋一般萌发，成长。在政府的不断推动下，数字经济普及中国大多偏远地区以及贫困地区。以其独特之处，通过灵活多变的形式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从农家乐的普及推广，到“智慧乡村”的建立，产品从生产加工，包装，以及其副产品的生产，通过数字经济遍及全国乃至世界，多少地区摆脱贫穷，走向了小康，而且形式向好。
在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下，教育资源不断平衡，在山区的小朋友只需要一个百元的平板电脑便可以学习到一流的课程，更多的乡村教师走进山区，奉献青春，帮助小朋友们学习知识，掌握本领。
在模范引领的作用下，先富带后富，勇于创新的中国人不断探索经验，不怕失败与挫折，积累经验，摸索道路，顺应历史潮流，在数字经济的加持下，利用“线上直播”“明星代言”等方法将本地特色推广，逐步形成产业链，形成特色产业，实现共同富裕。
毋庸置疑，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下，数字经济的巨轮正在扬帆起航，相信不远的将来，我们终将实现中国梦，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