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1984年中国科学院(后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55-1956年跟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学习，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

1957-1974年12月3日，师从顾准研究经济学。老师顾准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待时守机”

1979——198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副研究员

1979年开始,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

1982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3——1984年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做访问研究员

1983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984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

1986-1987年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其中1984～1989年任常务干事，1985～1990年任动态组组长

1985年至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

1990年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委员

1992年起《改革》杂志主编

1994年 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1996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研究员

1999年 匈牙利 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研究员

2007年吴敬琏等100名海内外英才分别摘取了2007十大系列英才称号

2005年3月，吴敬琏被授予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授奖理由如下：

吴敬琏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他和刘国光、董辅礽、赵人伟等经济学家共同工作，在80年代初期创建了中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

运用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吴敬琏通过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他在《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1991)一文中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无例外地是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或称“混合经济”。这种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自己的调节和引导，修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

1984年7月，吴敬琏参加由马洪牵头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意见书的写作，它肯定了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为其正名，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对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作出了贡献。

1992年4月，吴敬琏向中共中央提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

1997年5月，吴敬琏撰写的“把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研究报告，由他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向党中央提交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研究报告，对确立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作出了贡献。

1999年，吴敬琏负责国务院发展中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研究，向中央提出了现代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

2000年，吴敬琏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警惕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

1985年，吴敬琏提出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这套政策包括：企业从计划的消极执行者转变为自主的市场主体；形成能够灵敏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改变行政当局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配置资源的体系，而以市场机制作为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政府只是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需求总量的调节，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以吴敬琏为首提出的这种“整体改革”的主张，是我国理论界最具代表性的学派之一。

规划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

在80年代中期吴敬琏提出，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并不是放权让利，而是实现企业制度的创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方向，则应当是改组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80年代末90年代初，吴敬琏和他“整体改革学派”的同事阐明了现代公司及其治理结构，走到了企业和企业管理研究的前沿。沿着企业制度创新的方向，我国在90年代后期确立了公司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的观念。吴敬琏关于确保所有者“在位”，防止“内部人控制”，确保董事会履行受托责任，确保董事会对高层经理人员的监督，对经理人员给予足够的激励，发挥证券市场在增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等论述，对于深化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证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要性

90年代中期以后，吴敬琏对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98年，吴敬琏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应当以民营中小企业作为分流国企下岗职工、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同时提出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1993～2004年他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进行过多次考察。他对温州、台州地区发展民营中小企业作出的总结对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倡导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

1988年，他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对转轨过程中的腐败现象进行分析，揭示了“官倒”等腐败现象的实质，也为反腐倡廉指出了正确的途径。

吴敬琏指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由此，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必须加快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

在缜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1984年12月，针对当时出现的经济增长过热、货币投放过多的情况，以吴敬琏为课题组向中央领导报送了《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专题报告，提出必须对此制定总体对策，进行综合治理。这份报告对1985年宏观经济调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8年4月，针对在高通货膨胀情况下实行物价闯关的决策，他提出《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的研究报告，指出：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的调整和放开部分商品的价格，“是一种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的选择”，“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除理论活动外，吴敬琏在经济学和企业管理教育以及经济学信息和知识传播方面的卓著成绩也为各方面人士所称道。为了表彰他的贡献，他曾在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五次获得中国经济学孙冶方奖；他的学术著作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全国图书奖等多种奖励；2001年香港浸会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2003年国际管理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授予他“杰出成就奖”。

1930年1月24日，出生于南京，年幼多病；

1931年7月，父亲吴竹似去世；

1933年1月，母亲邓季惺与陈铭德结婚；

1936年，进南京山西路小学读书；

1937年，抗战爆发，举家西迁至重庆，在精益小学借读一学期后，进巴蜀小学；

1941年，进重庆南开中学；

1942年，转学成都高琦初中；

1944年，考入金陵大学附属金陵中学高中部；

1945年，抗战胜利，随金陵中学迁回南京，父母所经营的《新民报》成为拥有南京、重庆、成都、上海、北平等五地八刊的国内最大民营报业集团；

1947年，患上肺结核病，被迫停学；

1948年南京金陵中学毕业；

1948年10月，随母逃亡香港，待船去解放区；

1949年4月，回到北平，肺病复发，住结核病医院；

1950年入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经济系，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转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

1952年，肺病再犯，住疗养院，结识金陵女大儿童福利系学生周南；

1952年9月3日，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并入南京大学，经济系调整至复旦大学经济系；

1953年，大学毕业，因肺病未愈，留校一年；

1954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为兼任研究员冀朝鼎、姜君辰等作助手，后跟随援华的苏联财政专家阿·毕尔曼研究企业财务问题；

1955年到1956年跟阿·毕尔曼，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1956年到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

1956年6月，与周南结婚；

1957年，因为犯有在青年中宣传《在桥梁工地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类“右派小说”等“严重右倾”错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1959年4月，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

1960年5月，《经济研究》刊出《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这是第一篇产生较大影响的长篇论文；

10月，参加孙冶方组织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写作班子；

1961年3月，参加中央宣传部举办的毛泽东《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学习班，参加于光远领导的《政治经济学》写作组；

1963年初夏，长女吴晓莲出生。

1976年以后，他进入了工作最紧张、成果最丰硕的时期。

1983年至1984年7月一度赴美国耶鲁大学进行调查研究。

现工作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为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人民网》专栏作家、专家 ^[4]  。2011年荣获“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公共经济学家殊荣。

一所大学首先要育人，其次才是搞专业技术。他说：“不管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你首先是个人，所以教育首先要‘育人’，教育学生怎么做人。”他介绍说，西方从中世纪以来就有很多关于大学精神的讨论。他个人十分推崇英国牛津大学纽曼教授的观点，即“大学课程设置的目标是为了培养良好的社会责任，它所传授的学问乃至社会生活的艺术，其最终目标是使受教的学子能够适应这个世界。”在这种观点下，眼光不能局限在特定的专业之上，要通过教育使学生获得自己的见解和判断，坚持自己的信念，并能够身体力行。

吴教授回忆自己的求学生涯说：“1948年，我抱着科学救国的想法考进金陵大学。金陵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宣传基督教精神和美国文化。50年代初，对金陵大学的教育作全盘否定，比如思想改造学生运动时，我是文学院的学生总代表，跳上台去批判老师，自己以为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了。其实当时非常浅薄，现在想想很可笑。当时两个金大（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叫‘反美爱国’运动，批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批判了好几个教授。到现在来看，我们应该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那段历史。”

吴教授是金大的学生，52年全国院系调整，所以拿的却是复旦大学的毕业证。他说：“现在有不少高校纷纷合并，说明对半个世纪前仿苏联模式的教育体系有重新认识。但几十年过去了，不是说在组织上有了改变它就整个可以改变的，我想大学的基本精神是需要在各个学科之间进行交流，一个学校里各种学科的人才在一起，互相交流，才能培养一个好的学术环境。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而不在于办公室在哪里，系科怎么设。”他举例说，许多人认为麻省理工学院只有工科好，其实不对。麻省有两个学科是全美最好的，甚至在全世界都数一数二，一个是经济学，一个是语言学。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国人深思。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日前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演讲时说，中国大学应该培养“贵族”——高尚的人。

他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证明了他的观点。他回忆，在他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真正对他现在工作和做人最有影响的一段日子，就是他于1941年到1943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学习的日子

当时，这个学校被称为贵族学校，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贵族学校——父母都有钱，消费也很高，而是贵族(N0BLE)——高尚的人。如今象周光召这样的国内许多知名人士都出自这个学校，粗略算一下，这个学校光出院士就有30多个。

当年，学校的创始人师出北洋水师学堂，亲历了甲午海战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他意识到了依靠买船训练海军根本没用，只有人才才是中国的希望，因此立志办学，并从学生的衣食住行开始抓起，并在所有教学楼前立一面镜子，上面的箴言包括了各种礼仪校训。几十年过去了，50年代，当中国向国外派遣第一批大使时，从南开中学毕业的周恩来总理还能背出这些箴言。

最后，吴敬琏教授指出，大学生正在集中系统地学习上一代的宝贵知识时期，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在学校的培养下，成为一个“贵族”，一个21世纪的有用人才。(完)

吴敬琏教授在宁夏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要一分为二看待“教育产业”。

他说，看“教育产业”，要先了解产业的定义，中国政府按照联合国分类，将产业分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从自然直接生产产品，农业即是第一产业，加工是第二产业，除第一、第二业以外，都叫第三产业，教育自然属于第三产业。按照这个分类，教育就是产业，要产业化。另外一个含义是针对性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教育不一定都是产业，它有其特殊性，必须一分为二看“教育产业”。

关于“教育产业”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都有争论，就是说社会的效益和本身的效益不一定一致，凡是这种东西不可能变成一个市场的导向性。教育这个产业，有些社会效益和单位效益是一致的，比如说，会计技能和软件技能的社会效益和本身效益基本一致，可以变成产业。可是，人文学科、义务教育有很大外部性，不能变成产业。所以，他不赞成把所有教育都变成赢利性。

他还说，研究甲骨文，是几代人的劳动，发现二项式定理也一样，这种活动都产生了很大社会效益，大家都用却没有人会去买的。如果这些都变成赢利性的，要不了多少年，我们的社会只知道钱，什么文化都没有，这样一个民族是站不住脚的！必须分门别类。另外，管理教育可以变成赢利性的，可以把管理学放到一个综合的学科上。文化教养属于人文学科，有巨大的社会性，它的东西卖不掉，所以不能作产业。

他最后强调，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开门一定要看后面有没有人，如果有，让他先过，你再关门，这是一个素质问题。如果这种简单的文化教养要都卖钱，全面的教育和全面的培养就会有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有一部分地区和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已经“过关”了，但任重道远；其他许多没有“过关”的地区和企业还需要努力。

他说，历史不象走路，而象抽刀断水，不能明确划分界限。2000年2月，国有企业几乎支配了国民经济，可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真正进入改革渠道，于是，他提出了中国没有“过大关”，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经过了近两年时间，他发现，中国出现了两种变化可以表明部分地区经济大关是过了。首先是在东部发达地区，比如浙江、苏南地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开始形成，国有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有进有退。在苏南地区，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进行了改革，先从乡镇企业变成一般股份企业，然后再变成比较好的股份制企业并上了市。其次是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后，国有企业改革走出了旧模式，现代公司治理机构的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了，这是过去几十年没有做到的。

但是，中国还有至少75%的地区和企业还很落后，比如宁夏等西部落后地区，这些地方的企业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需要继续努力。不过这些地方潜力很大，一旦发展起来，将是中国经济的新亮点。

同时，他也强调，即使是“过关”的地方，也只是基本实现早期市场经济，不一定能长治久安，必须建立健全“法治”，否则容易滑进“裙带资本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前苏联就是反面典型。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在宁夏接受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毛如柏会见时提出，落后地区的“三项制度”建立应该靠后，必须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他说，西部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这些地区，现代企业制度还没有有效建立，入世后，根本无法有效参与市场竞争，更别谈“三项制度”的确立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强调“三项制度”，陕西还提出了“砸三铁”，结果是无法进行了。

1991年，国家14个部委搞了一项研究，最终的结论是：当企业所有者不在位时，公司的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建立，“三项制度”根本无法进行。所以，要有个轻重缓急，建立好现代企业制度，再建立“三项制度”。

吴敬琏教授，日前在宁夏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由“老板”进行，也就是由所有者进行。

他说，15年来，在中国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时，“老板”的事情一直是“打工者”来干的，也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直是“打工者”进行的，结果是干了许多事，开了许多会，就是干不成。

十四届五中全会后，中国政府提出了在上市公司建立有效法人，结果有两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首先是一股独大，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一般至少是66%，大股东的股权具有绝对权威性，包括海外上市公司。表面上，上市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分开的，实际上许多集团公司和子公司的上层领导人是一批人，许多事情就有这些人说了算，然后就出现了“春都事件”等一系列母公司占用子公司资产的事件。其次是内部人控制，当现代企业制度不是由“老板”建立的，而是由企业经理等“打工者”设计方案，这些“打工者”就会强化经营权，可一旦到了60岁，控制权没有了，他就会在此之前挖国有股墙角，就出现了59岁现象。

他也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股权送给“打工者”，对于在创业中有突出贡献的人可以给一些股权，比如飞速发展的联想集团就是一个正面典型；其次可以适当放松对“打工者”的限制，以利于这些“打工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政府要耐得住寂寞 2012年5月21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2012创新中国高峰论坛在深圳君悦酒店举办。吴敬琏在论坛中作了主题演讲。在演讲中，吴敬琏认为，出口导向政策正面的作用在消退，而负面的作用在积累，持续60年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他表示，这一年多来，政府加强了自己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不是主体，要耐得住寂寞。

吴敬琏在演讲中说，为什么要定位创新，如何才能实现创新，没有什么尖端的，讲点ABC. 首先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定位创新，我们企业为什么要一心一意的创新，它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持续连续60年，原来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面临的各种微观的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问题，它的症结、它的根源都在于我们这60年来所用的增长模式，它带给我们一大堆的问题已经积累起来，使我们要往前走一步都很困难。经济增长模式，最早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那时候叫“增长方式”，后来又叫做“经济发展方式”，在学术上把它叫做“增长模式”。这个增长方式也好，增长模式也好，经济发展方式也好，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依靠投资来驱动增长，来支持增长。我们在建国初期从苏联引进了这么一种增长模式，它支持了中国的工业化，可是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我们大致上在60年代开始就想实现这种模式的转变，但是一直没有能成功。改革开放以后，在1981年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讲到了我们今后的经济发展方针，它的核心就是要转变依靠投资来实现的增长，要转到一个依靠效率提高的轨道上去。但是因为体制上的原因，这个转变非常的缓慢。

吴敬琏在“2012财新峰会：中国与世界”上指出，落实包括两方面，一是根据改革方向，形成各方面的改革方案，并汇成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二是坚决克服特殊利益群的阻扰，使得各项改革措施能够得到落实。

十八大召开以前，国内外学术界、政界和企业界相当多人提出希望，期盼重启改革议程，开始改革的再出发。

吴敬琏认为，目前看来，期盼基本上得到实现。十八大对于过去一两年提出的各种意见作出判断和决定，重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改革目标，把深化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放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重启改革这一步已经迈出去了”。

吴敬琏指出，从十八大报告看出，经济改革一个中心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完善各种制度，以便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变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从政治改革说，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更加注重发挥法治的作用。

 

吴敬琏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2009年第5期上发表重要论文《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人民网2010年1月26日转载。下面是其中的最后一部分文字。

（节选）

30年的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是顺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应当在以下方面积极推进。

中国的改革开放源于19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是无止境的，在我国社会正在快步走向现代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赶上时代的潮流。更何况在近几年“左”的思想的回潮中，若干早已被党否定的旧思想、旧观念又力求利用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缺乏了解而重新流行起来，在部分人群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亟待澄清。此外，还要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避免由于缺乏统一认识导致的思想混乱和不准确的理解。因此，一些地方正在兴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求冲破不适合于现代化发展和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旧思想观念的束缚，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为了保证思想解放运动取得成功，需要营造自由和务实的讨论氛围，提倡具有不同观点的人们理性思考，良性互动。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因此，不应当采取“一分为二”、“阶级斗争为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的办法，用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是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达，然后通过协商和博弈，形成社会共识和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和社会和谐的坦途。

一是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即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

二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三是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行政垄断，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痼疾并未得到根除，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的情况也不少见。因此，必须端正思路，选好手段，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四是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需要着重指出，根据30年的经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要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这就需要政府，首先是党政领导干部要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治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的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就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吴敬琏在《财经》杂志2012年9月3日发表重要论文《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腾讯网、搜狐网、网易网、中国证券网、21CN财经网、天涯等各大网站于2012年9月3日转载。下面是其中的一部分文字。

“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