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多年来,汪丁丁教授一直在思考经济发展与道德重建这两件事,前者有关短期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后者则有关长期内社会和谐发展。
汪丁丁引导我们反思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来审视问题。上世纪50年代斯诺提出"两种文化"之说以后,很多学者都试图走一条综合"科学"与"人文"的"第三条道路",汪丁丁正是怀揣如此抱负,开始研读脑科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现象学。
余世存 :我多次想起汪丁丁,唐人"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说法总是油然产生,而五四时"我的朋友胡适之"的现象用在汪丁丁身上也庶几相类。
他曾经这样评价中国的教育,"中国教育的失败,在表层上的症结是伪善。伪善是集权社会的产物,因为民主社会首先求真,每个人都有说出真相的权利。伪善是在集权下最容易发展的,正如哈耶克所说的逆淘汰过程,阶位越高的官员越伪善,然后他自己也人格分裂--自杀的自杀,进监狱的进监狱。这就是中国教育的症结。"
2008年的燃油税改方案提出之后,汪丁丁等十位教授联名向温总理写信,认为该方案所提出的燃油税税率过低,建议从节能减排的高度出发,大幅上调燃油税税率,每升3元-4元最合适。
2013年10月6日,汪丁丁在其博客撰文谈到:每年长假的损失,保守估测大约折合2000亿元。每年两次长假,假前假后的低效率、心态调整,大约等于每年损失10个完整工作日。长假旅游,主要是年轻人,其中劳动力约两亿人日。全国损失20亿人日。据2012年城市人均产值数据,劳动生产率以每天百元计,即2000亿元。若问损失上限,可达2万亿元,主要是基础设施和旅游景点的低质投资及超额损耗、消费品质的降低、环境污染等成本。人口老龄化,劳动工资快速增长,于是长假的"机会成本"快速增长,因此他建议进一步取消三天以上的法定长假,争取两年之后普及弹性休假制度。
在中国这样的东方社会,官僚主义最容易与私意结合,故而最容易演变为对公意的遮蔽。有鉴于此,费正清在1949年预言:将来压垮政权的,不是别的,正是延续千年的官僚主义负担。